唐潮文萃 || 于海兵：“培成一个‘真我’”：一百年前的毕业时刻

栏目介绍

往期《唐潮》，收录了大量精彩的老师访谈和约稿文章，这些都是《唐潮》的宝贵财富。在学术自媒体平台高度繁荣的今日，这些资源，不应被束之高阁而蒙尘，也不该闭门造车而独享。编辑部将它们重新誊录，配图辅之，制成“电子版”《唐潮》，拟名《唐潮文萃》，作为公号的固定栏目之一，陆续放送，以飨读者。

本文原载于《唐潮》杂志第54/55并行刊

作者简介

于海兵，男，1987年12月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我院讲师。主要讲授中国近现代史、思想史等课程，近期关注近代中国学生群体的革命化、知识人的个人/自我观念、佛化运动等问题。  

“培成一个‘真我’”：一百年前的毕业时刻

于海兵

五四运动后，24岁的傅斯年毕业了。之后，他取得了山东省的官费留学名额，在1920年1月4日从上海出发，和同学俞平伯一起奔赴英国求学。[1]在旅途中，他怅然写道：“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太多，一句话说，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成一个可以自已信赖过的我。这出北京的一天，虽然的是出国门，但是长途的发轨自不免起了无数的感想，过去的、未来的、快意的、悲观的，对这霜雪飘零的景物，心上不免受些感动，人生的真价值于我，现在看来只是就其‘论扩而充之’，待后来充满了，作一个相当的牺牲。辛稼轩的词说，‘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2]这是一百年前的毕业时刻，傅斯年的心情黯然，悲凉而迷惘，既不合乎“傅大炮”“元气淋漓”[3]的性情，也与五四运动的激昂气质不符。历史与人性本来便非如此，这些看上去很美的简化印象不过是后人的自作多情或有意塑造。

运动如潮，生住异灭。五四运动掀起了组织的、主义的与行动的时代风气，以新思潮为重心的文化运动开始向下普及、诉诸行动，转向社会政治层面的运动，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在舆论的疆场厮杀，新型政党力量也乘着布尔什维克的风势而起，各种社会改造的论述和实践由此兴盛起来，青年学生首当其冲，成为被争夺、被动员的对象。而在经历了运动的极致体验后，学生们的生活与中国社会一样“动”了起来，他们走出校园，重新发现了“社会”，发现了组织和运动的力量，也发现了一种不同于戊戌时代和辛亥时代的政治参与形式，他们关心的不再是民族建国和政党政治，而是改造自己与改造社会。然而从运动兴起到落潮，改造自己和社会的方案不但没能找到，反而变得更加混乱。五四运动所引爆的以及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已不是“山东问题”，而是近代中国秩序危机中最沉重的“人生”与“社会”的问题。其根本则是要寻找一种人生的确定性以及社会的理想秩序。

傅斯年等冲在运动潮头的学生多年来一直焦虑于这些问题，他们最先毕业，最先面临抉择。如傅斯年向顾颉刚、俞平伯等新潮社同人倾诉多年积压的困惑，“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在五四运动的刺激下，他开始怀疑正在形塑的人生观念和社会理想，满心矛盾，无法破解。与那些随波逐流或迎潮而上，涌入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去寻找出路的识时务者不同，傅斯年从运动中退了出来，选择了读书生活和学术道路，欲借学术“由‘起疑’而‘起信’”，如其所言，“我的精神也被这一大团问题的挑战书刺激醒了。努力的读书生活，是我对付他们的惟一的而又保有效果的法子！” [4]

但这种“读书生活”并不是所谓的“为了学术而学术”的天真幻想，与日后他所标榜、后人所推崇的实证路数也根本不同，而恰恰是为了解决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遗留的巨大困惑。在人生方面，傅斯年怀疑之前从胡适等老师辈知识人那里学来的思想及其方法，效益主义、实验主义所主张的幸福与有用的标准、目的都成为问题，人生的意义无法用计算快乐多少、有用与否来安顿，而传统的道德资源早已在反传统的风气中被否定了，如王国维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5]的精神困境，在五四青年中更为普遍而深刻。在社会方面，因五四事件中的盲动与暴力，他也对群众和运动多有警惕，怀疑直接改造社会的可能，甚至怀疑一切共同体组织，转而回到自我，主张以个人为根基重新做起，然后再求“无中生有的造社会”，“社会是个人造成的，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就是改造自己。……所以我对于青年人的要求，只是找难题目，先去改造自己。这自然不是人生的究竟，不过发轨必须在这个地方。若把这发轨的地方无端越过去，后来就有貌似的成就，也未必依赖得过。”他从群众运动中汲取教训，牢牢地守着个人本位的立场，防范一切外物对个人的侵犯，也主张从个人出发，培养“社会的责任心”和“个人之间的粘结性”，“先作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在这新团结中，试验社会的伦理，就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进而，再以民族为单位逐步实现国际大联合，建立“世界的共和国”[6]。

傅斯年设想了一种从个人到社会、从民族国家到世界共和国的蓝图，但并没有想出具体的实现方案，且十分怀疑民族、国家、群众等中间物，他此时能把握和相信的确定性只有自我，而读书求知正是认识和改造自己的最可靠手段。至于社会和世界，虽是最终目的，但已等而次之。如傅斯年寄语新潮社同人时所云：“我希望同社诸君的是：（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7] 其实，傅斯年对家庭、家乡和国家一直都有深沉的关切和责任感，他之所以如此表述，意在强调个人的真正目的不在“偶像”之中，而只能从个人自身及人类整体来理解。他用近乎无政府主义的语气否定了那些可能危及个人的“偶像”，并疏离了群众运动，试图借助学术从个体自我内部寻找安身立命和改造社会的办法。

然而，如何才能“练成一个自己信赖过的我”？“真我”又究竟是什么？由于傅斯年厌恶一切形而上学的思想，对一度奉为圭臬的实验主义和效益主义也产生了怀疑，他能够“改造自己”的思想资源已经相当有限了，最后只能选择最为客观、最可验证的自然科学，欲从中找到有关人类行为的最普遍的根本解答，建立一种人生与社会的确定性。如其所言，“斯年临去国时，已决定学心理学。北大师友，多劝我学历史，这或者是就我一向所学者立论，和我也未尝不宜。但近中蓄积之问题极多，而毫无解决之法。”[8]罗家伦也指出：“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在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孟真为了要治实验心理学，进而治物理、化学和高深的数学”。[9] 欧洲最新的科学犹如救命稻草被中国最聪明的青年抓住，然而这些最具有确定性的知识真的能够为中国的人生和社会的问题提供解答吗？傅斯年虽然逃离了五四后主义与运动的幻术，却坠入另一重科学和实证的幻术中，陷入这两种处境的五四青年都跳不出时代的困境，如傅斯年精到的譬喻所言，“仿佛像一个草枝飘在大海上，又像一个动物在千重万重的迷阵里”[10]，即便抓到稻草，依然漂流在海上，即便找到了必然性，依然转在迷阵里。

傅斯年的求知之旅如同留学生涯一样，有头无尾，颓放而懒散，他不但未取得任何学位，也没能在心理学、数学和物理学等科学上有所建树，反而最终又回到了曾令他引以为憾的“文科国文门”[11]。但山重水复，他至少掌握了一套全新的实证主义方法，归国后还能在历史语言学领域和学术社会中开疆辟土。然而，从出国前的“一大团问题”来看，傅斯年并未对人生与社会的问题做出有效的回应，昔日宏愿所谓“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成一个可以自已信赖过的我”，似乎随着时间流逝而淹没在实证的学术研究之中。但正如王汎森所论，这些“纠缠”却在政治选择、文化认同、民族国家、历史传统等方面一直伴随着他，从而铸成了“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12]。

“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青年敏锐地发现了五四时代的难题，也抓到了症结所在，但探寻却无疾而终，问题也悬而未决。而在傅斯年等精英学生留学之际，国内已天翻地覆，各个地方和层级的学生们倡言革命、投身组织，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三民主义也为人生与社会的难题开出了药方，规划了蓝图。如李大钊为青年指明了“物质改造”与“精神改造”两条路，二者相辅相成，“物心两面”，“灵肉一致”，一面培养互助的人道主义精神，一面从经济问题入手，寻求“根本解决”。他鼓励青年到农村去，“打破智识阶级”，“加入劳工团体”，在大自然中改造精神，以“少年运动”创造“少年中国”；后来他进一步号召青年跳出强学会、同盟会和民初政党的窠臼，组织“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建立“强固的精密的组织”，来承担“中国彻底的大改革”[13]。以此来看，傅斯年所谓的“个人运动”与“精神改造”类似，而且如五四时期普遍流行的看法，他也认为个人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论，但与强调“灵肉合一”的倾向不同，他理解的社会和个人之间还有界限，而且要以个人为基点。根本上，傅斯年更重视 “社会性思想”和“个性的思想”所构成的“文化运动”，强调改造“习惯的势力”“社会的觉悟”“民族的神经衰弱症”“社会文化”“社会责任心”“社会道德”[14]，并借用自然科学从个体自我着手，而未诉诸可以无限扩充的意志和道德以及团体和行动。

但五四后大多数的青年却是追随了李大钊的方案，以“物质改造”为根本，以集体修身为手段，借助社会科学来推动两种改造一体并进，主动将自我安顿在某种团体、意识形态或社会历史的必然规律之中，以为如此便可以全盘解决人生与社会的问题，甚至沉醉于某种小我和大我的合一幻觉之中。如南昌二中的中学生袁玉冰在谋划毕业后的出路时，便想去俄国学习社会学，在他的理解中，用最先进的社会学便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社会。[15]又如出自浙一师的施存统所言，“为主义奋斗到底，为团体奋斗到底，只要于我们的主义于我们的团体有益处，什么是都可以做而且是应该做的。……为了主义，为了团体而牺牲我们个人的名誉和学问，乃是我们主义者最有光荣的事情，最高尚的道德。”[16]他们也重视改造自己，但不是以学术方式来探究，而是为肉身引入新的灵魂，塑造新道德、新的共同体，将小我交付给某种大我。由此反观，傅斯年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便预感到了危机，虽然当时无法预料之后的形势，但也做出了最审慎的反思和抉择。而当他在31岁回到国内时——或是因为当年所立的 “非到三十岁不为社会服务”的原则，国民大革命正在进行，他在学术上还可与声名日隆的顾颉刚一争高下，但在“培成一个‘真我’”和“造社会”这两个五四难题上，已经败下阵来。

傅斯年追求“真我”的历程，显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困境与意义世界的危机。无论是自然主义、实验主义还是效益主义，都暗含了浓厚的实证主义成分，在摒弃了传统的“玄学”之后，作为生物体的个人，如何能够从客观经验中“练成一个信得过的我”？傅斯年企图在实证主义之中找到人生的确定性，代表了五四时期个人解放之后日趋干涸的自我形态，这无异于抱薪救火，而其“元气淋漓”的性情更多还是来自忠孝仁义的儒学传统，生命元气与理性认同的纠缠正是其思想矛盾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将自我交付给团体、主义和历史必然性便是出路，相反，那可能是更沉重的悲剧，也显示了另一种放纵的自我形态。“真我”难立，遑论“社会”，傅斯年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社会的建设，但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也陷入两难，当年“无中生有的造社会”的理想日益远去，而另一拨五四青年们却正在通过革命的方式创造他们理想中的新社会。

不独中国的五四青年面对学术和政治、个人与社会的纠缠，一战后世界各国的青年都陷入这种躁动之中。德国青年便对魏玛共和国的现状十分不满，焦虑于战后德国的文化、政治和民族的问题，与五四青年颇为类似，他们也“渴望某种更单纯的存在，一个新的共同体，一种新的信念。在他们眼里，这个不虔诚的世界已经到了该被摧毁的时候了。他们等待着新世界、一个超民族联合的世界的降生，在这个世界中，最终占支配地位的是和平、兄弟之情、团结及社会主义。”[17] 在急切地寻求先知和领袖的风气中，他们找到了马克斯·韦伯，但韦伯并未像胡适、李大钊那样，乐观而肯定地为迷惘的青年给出某种确定答案或指明道路，而是后退一步，极为审慎而冷峻地检讨了现代社会与现代人都无法逃避的困境。在一个祛魅与理性化的世界中，“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青年人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人生道路？[18]这正是傅斯年所谓“培成一个‘真我’”的普遍意义所在，也是一战后各国青年都要面对的“时代宿命的肃杀面容”。

在韦伯的视野中，学术与政治恰恰是我们在祛魅之后的世界上无法逃避、必须去过的生活方式。学术推动了理性化的进程，促成了世界的祛魅，但在理性化的社会中却不能再扮演昔日众神或先知的那种魅惑人心的角色，而只能在价值中立的意义上面对这个新的价值诸神争斗的世界，既无可奈何，又要保持沉默。但韦伯指出学术至少对我们的生命还有三项益处，一是帮助我们获得专业知识来掌控生活，二是给我们“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来理解世界，三是帮助我们获得“清明”的状态，以“对自己的行为的终极意义，提供一套交代”。借助学术，我们或可持守住“知性诚实”，虽然学术无法也拒绝给出有关“真我”和“造社会”的直接答案，但至少可以抵抗各种价值诸神的幻术。傅斯年在毕业时刻的抉择正是以学术来守住个体的尊严，但他将“培成一个‘真我’”的希望寄托于学术，则注定是一场徒劳。而与扮演各种先知的老师辈和投身时代幻术的青年们相比，他没有在政治的魅惑中沦陷，没有将美好的理想、意图、动机作为政治行动的根据，而是带着切事的热情、踏实的责任感和敏锐的判断力，去重估一切偶像的价值。

在政治的问题上，韦伯曾告诫德国青年，现代性的困境无可逃避，要在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目的与手段之间做出抉择，即便不具有领袖和英雄的气魄材质，“也仍然必须强迫自己的心肠坚韧，使自己能泰然面对一切希望的破灭”。如韦伯所言，“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说：‘即使如此，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19]不如此，则要么放纵自己对意义或某种美好理想的追求，以崇高目支配一切手段，陷入某种“真我”和“真理”的幻觉；要么怀疑世间一切价值，漠然于探寻“真我”和“造社会”，坠入虚无麻木的深渊。这正是钱永祥所谓的“纵欲与虚无”的轮回[20], 从五四开始，近代中国的思想和知识人的心态便卷入其中，至今未能解脱。

1918年秋，傅斯年和朋友们创办《新潮》杂志，意气风发地宣言：“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21] 罗家伦更形象地憧憬：“现在世界的新潮来了，我们何妨架起帆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呢！”[22] 1920年2月22日，怅然离开祖国的傅斯年抵达伦敦，开始了新的读书生活；6月14日，韦伯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离开了这个铁笼般的世界。一百年后，我们依然困于其中，“真我”是什么，如何“培成一个‘真我’”，如何“无中生有的造社会”，以及如何连接“真我”与“社会”，两拨五四青年所代表的干涸与放纵的自我形态显示了两种极端选择，百年之后，这些问题非但没有更丰富、清晰的解释，反而变得更加空洞、极端。依然处于学术与政治的困局中，虽然时势变迁，但我们离傅斯年的毕业时刻以及韦伯对德国青年的两篇演讲，并不遥远。而当我们在历史书中遍览20世纪的百舸争流、泥沙俱下之后，选择哪一股潮流去冲浪，或者做一朵什么样的“前浪”“后浪”，完全是个人的一己之事，毋庸多言，但是否应持守心智的清明与知性的诚实，以及如何抵抗迷魅、审慎而勇敢地面对时代的宿命，则是需要不断反躬自省的问题。

注释：

[1]俞平伯：《国外日记》，《俞平伯全集》第10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

[2]傅斯年：《欧游途中随感录》，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41页。

[3]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罗久芳、罗久蓉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第74—84页。

[4]傅斯年：《自然》，《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34—435页。

[5]王国维：《自序二》，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

[6]傅斯年：《青年的两件事业》，《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56—461页。

[7]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97页。

[8]傅斯年：《致蔡元培》，《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7—28页。

[9]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77页。

[10]傅斯年：《自然》，《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34页。

[11]傅斯年：《致胡适》，《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4页。

[12]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台北：联经出版社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13]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5、66—69、348—350页。

[14]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06—419页。

[15]《民国十年学校日记》，1921年5月12、14、22、25日，10月21日，11月1、10、29日，12月1、3、15日，影印版收在“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数据库。

[16]存统：《本团的问题》，《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内部发行，1981年，第293页。

[17]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5页。

[18]韦伯关于学术和政治的两场演讲的时间分别是1917年11月7日和1919年1月28日。最近的讨论参看马克斯·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19]文中引述韦伯的话，出自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大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5—274页。

[20]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86—93页。

[21]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82页。

[22]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潮流》，《新潮》第1卷1号，191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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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唐潮》杂志第54/55并行刊

责任编辑/黄宇迪

审核/傅亭瑄